西安夜生活_鲍家街43号归来,汪峰给了“乐夏”一张王炸

汪峰出现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总决赛之夜,不算很大的惊喜。但当鲍家街43号全员合体站在舞台上,再次唱起那首《晚安,北京》,所有不可能的时光瞬间逆流。

那支以中央音乐学院门牌号为名的高学历乐队,惊艳了1990年代末期近乎穷途末路的摇滚乐坛,然后以决绝的解散方式成为主唱汪峰背负多年的“罪名”。

相逢一笑泯恩仇——曾经多么激烈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,情义与利益的抉择,艺术与商业的两难,最终在时间面前都化作了几句互相赞美和一丝苦笑……

青春回来了吗?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Figure(ID:FigureVideo),作者:鲜于,编辑:许静,头图来自:《乐队的夏天》节目截图

             

重逢,几乎成了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的主题。

多年后重组的Joyside、达达,元祖成员胡湖归来的木马,还有苦等另一半出现而不得的后海大鲨鱼……

在流量时代,这些滚圈往事都是镶着金边的。

决赛舞台上,HOT5乐队名单之外,本季最大的惊喜,也是重逢剧本。

主角汪峰,自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播出以来,成了微博上最积极的“自来水”,乐评每期一条,条条都是200字起的小作文。最终,不知是他的诚意感动了导演组,还是一幕大戏早已上演,以“超级大乐迷”身份亮相总决赛的汪峰,被安排在这个几乎锁定年度收视率最高的音乐现场登台演出——以鲍家街43号乐队前主唱的名义。

乐队其他成员,是汪峰亲自一个电话一个电话请回来的。他们选择了1997年首张专辑中最经典的一首老歌《晚安,北京》——比台下有些乐迷的年纪还大。

《乐队的夏天》一直试图阐释乐队精神,于是在这个舞台上,我们见识了太多以乐队为名的悲观离合、恩怨情仇,甚至狗血八卦……这就难怪导演们会对“鲍家街43号”的故事情有独钟——那段包含了青春、才华、叛逆、友情、理想与背叛的历史,没有比它更好、更适合成为内地摇滚黄金年代的奠祭。

我们谈论着明天/谈论着选择/谈论着许多

岁月让我们迷惑 

我们幻想着没有孤独/幻想着没有痛苦 

再没有枪声/再没有眼泪 

仿佛活在天堂 

——《追梦》

汪峰出身于北京部队大院,父母早年参军,进入文工团。一次偶然的全家出游,在北海公园的游船上,父母惊奇发现三岁的汪峰能完整且不走音地唱完《红星站我去战斗》。

看到儿子的音乐天赋,彼时在海政歌舞团做长号手的父亲,从乐团里请来小提琴老师教导儿子。从此汪峰的童年,就与玩具、游戏、小伙伴近乎绝缘了,记忆中只有严格的小提琴训练留给他的巨大痛苦。“我每天都在经历这个煎熬,至少有七八年都很自闭。”多年以后,在数次采访里,汪峰婉转地批评了父母当初的决定,“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,没有小孩会对乐器有兴趣。作为父母也应该想一想,这其实是对一个孩子天性的磨灭。”

沿着父母规划好的路线,汪峰一路绿灯,中央音乐学院附小、中央音乐学院附中,最后于1991年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,专攻小提琴。

汪峰从小练习小提琴 纪录片《存在》

但进入大学之后,汪峰的世界变了。给他打开新世界大门的,是欧美流行音乐和正在蓬勃兴起的中文摇滚。同为文工团子弟出身的崔健,对汪峰的影响尤为深刻。

汪峰回忆:“在那个时代,个体都还得不到真正的释放,整个社会大背景还是把你给同化。崔健所述说的那一种情绪,心底的一些矛盾纠结的东西,它直接就存在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。这种感受无与伦比。”

这个在古典音乐中浸淫十几年的沉默寡言的青年,慢慢有了用摇滚表达自我的欲望。

2017年,汪峰邀请到一流的制作阵容——英国制作团队、导演Max Sanderson及BBC《地球》系列后期团队ONSIGHT共同完成了英文版个人纪录片《存在》。在片中,汪峰难得开口回顾乐队成立这段往事。

同班同学龙隆说:“(当时)我从深圳回北京,汪峰给我打一电话,说想找我聊聊,有个组乐队的想法。”

其他成员也是汪峰从本校找来的。“他们(同学)给我说刘刚打爵士(鼓),呦,我说打爵士,那打我这个就更小菜啦。(找)键盘,我说谁会弹流行的,他们就跟我说杜咏。我就去宿舍。他在上铺睡觉,我说谁叫杜咏,底下人指了指上面。他说:‘怎么啦,什么事儿啊?’我就说:‘想组个乐队’。”

大学时期的汪峰 

发小儿杨青伟是汪峰摇滚之路上最早的投资人。当年他用在中关村卖电脑赚的十几万钱,给乐队买了全套乐器——1990年代初,一万块钱可以在北京三环内买套平房;唐朝吉他手刘义军攒了一年,才花500块钱买了一把国产电吉他。

有钱有人,乐队正式诞生——鲍家街43号,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。

当时作为乐队的主唱汪峰不会弹吉他,站在台上演出颇为尴尬。“很多乐队主唱都很会表演,但汪峰不会,在台上感觉他总是手足无措,所以他会想一些怪招,比如突然来个转圈……”主音吉他手龙隆于是建议汪峰背吉他上场,但这又带来了新的困扰,“他老胡弹,经常弹断弦,弦断了(音)就跑了,弹起来就很难听……”

鲍家街43号的第一次演出,是学校的新年晚会。在汪峰父母眼中,中央音乐学院是一个“严肃的高雅艺术殿堂”,别的同学都是西装革履,表演的是钢琴、萨克斯、大提琴,可学了十几年小提琴的儿子,却烫着“吃顿饭都看不到他的脸”的长发,突兀地唱起摇滚,他们顿感面上无光,极为难堪。

校方同样被震惊到了,杨青伟——当时他已经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经纪人——回忆:“刚开始两分钟,校长就马上跑过来说,‘这样的不行啊,赶快让他们停止’。”

乐队自己倒是对这次演出评价不错,龙隆说:“亮相就算是挺惊艳的。实际上我们水平都很差,只不过大家拿无知当个性,当时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就一通燥。结果还传出去了,觉得这乐队不错,还挺有创意的。”

他怀念的,是鲍家街43号乐队创立之初的样子:“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方式,现在的这些摇滚乐队都达不到。我们可以在舞台上演出很久,一支曲子演十几、二十分钟,甚至几十分钟的都有。我们的创造力很强,舞台上我们可以即兴地编,即兴地弹,即兴地唱,这才是有意思的事情。”

1993年的一个夜晚,汪峰守在北京音乐台《午夜蓝调》节目直播间外——当时为数不多的摇滚音乐播放媒体之一——等张有待下播。

多年以后,张有待名字前面跟着一连串“第一”的头衔:大陆第一个在电台播放摇滚乐的,第一个做爵士乐的,第一个放布鲁斯的,第一个放电子乐的DJ。他开的“九霄”俱乐部,在一代人眼中,代表了最好的音乐、最前沿的音乐。

 “那时候汪峰就是一个书呆子气的年轻人,眼镜片特别厚,眼镜腿还拿橡皮膏贴着,头发特别长,但是都是黏的,脏乎乎的。”张有待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,“他说‘我们特别想请你来看一下我们排练’。我说‘好吧’。”

在乐队的专属训练室——中央音乐学院主教学楼地下室,张有待听到了乐队专门为他弹奏的一首原创歌曲“Just Like Blues”。

摇滚诗人鲍勃·迪伦在1965年写了一首名曲“Just Like Tom Thumb’s Blues”。汪峰这首向伟大前辈致敬的摇滚作品,带给张有待极大震撼。

不久,张有待在节目中介绍了这支乐队和他们的作品。鲍家街43号开始出名了。

“以前都没人知道,我们也没让人知道。”杨青伟说,“从那个时候开始,就有很多人知道我们乐队的名字了。我们才开始走向公众。”

他很忙/他很累/却没有结果

他很怕/他很担心两手空空

他说他总感觉他无所适从

他说他总找不到去幸福的路

他已经习惯了说谎话

他已经无所谓真或假

他走在那大街上那么潇洒

他站在镜子前觉得是自己那么傻

——《李建国》

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,汪峰进入中央芭蕾舞团任副首席小提琴师,这是音乐人梦寐以求的工作,但他很快就觉得无法适应周围的气氛:“同龄人在这儿基本都过老年人的生活,每天坐在那里,什么都没有,除了排练演出就是聊天、打麻将……”

最终,他做出了一个令父亲十几年都无法理解、耿耿于怀的决定:辞职,做一个摇滚歌手。

1997年鲍家街43号乐队签约京文唱片公司,与崔健、罗琦、唐朝乐队成为同门。同年,乐队出了第一张同名专辑《鲍家街43号》。

这张专辑时至今日仍被很多乐评人称为“神专”,《小鸟》《李建国》《追梦》《晚安,北京》这些歌曲,令它担得起这份名声。 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《李建国》。它代表着从一开始,鲍家街43号此时就将创作视角对准了自身之外。歌手李健曾说:“汪峰是在现在的乐坛中少有的不唱‘你爱我、我爱你’的歌手,他还在坚持着自己的风格,他的歌词总是能够震撼人心。”

《李建国》的主角是一个叫李建国的人。“如果你问他是谁,他就是我们每个人”。如同张楚的《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》,《李建国》唱的是整整一代人。

“他已经习惯了说谎话,他已经无所谓真或假。”鲍家街43号在嬉皮表象下,用针刺一样,阐述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。

整张专辑传唱度最高、最出名的,是《晚安,北京》。汪峰是热爱北京的,但这首歌蕴含在歌词之下却是一种不可言喻的隐晦愤怒,是青年人失去梦想和追求之后,那种不知道该如何前行的绝望和孤独。

微信又一波改版,视频号风口真的来了

最近微信关于视频号的动作一直不断,特别是在最新版本中,微信再一次对视频号进行了“大刀阔斧”的改动。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,微信这波改版的重点依旧还是视频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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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何勇的《钟鼓楼》是对曾经美好的北京的怀念,那么《晚安,北京》就是对高速发展的北京的无奈,是一个时代的镇魂歌。

然而,《鲍家街43号》生不逢时。和那几年其他的摇滚乐队一样,鲍家街43号专辑大卖后依然生计窘迫。卖出一盘专辑磁带可以拿到两毛钱,但到底卖了多少,公司说了算——最后乐队每人分到1000块左右。

内地摇滚乐坛遍地黄金的日子才过去没多久,轮到汪峰这拨人时,世界就变了。最可怕的不是没有钱,而是在舞台上受到乐迷疯狂膜拜的同时,却没有钱。这种巨大的反差扭曲着乐队成员的心态……年复一年为生计奔波,令每个人身心俱疲。

多年后,汪峰把这段为了理想苦苦支持的岁月写进了曾感动无数人,却又惹出巨大非议的那首《春天里》: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/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/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/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/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/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/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/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。

我觉得越来越有些疲倦

听着隔壁提琴的抽泣

喝着世事煮沸的肉汤

越来越有些疲倦

晚安,北京

晚安,所有未眠的人们

晚安,北京

晚安,所有孤独的人们

——《晚安,北京》

1999年,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,内地摇滚乐坛却没有等来一丝曙光,反而进入漫长的霜冻期。鲍家街43号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演出机会,状况比没出专辑之前还要糟。

和京文唱片公司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:公司以5000美元的价格,把乐队专辑买一送一地卖给了一个香港公司,发行除中国内地外的整个华语地区。“那两张唱片等于是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,至少10年对生活所有的梦想和理解。”2012年,《全球商业经典》一篇报道中,汪峰对记者说,“你就卖了5000美金,我觉得特别悲哀。”

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,彻底改变了汪峰和鲍家街43号的命运。

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许晓峰找到汪峰要签约。“但是条件只签我一个人,我的经纪人,我的一直奋斗的这些伙伴不可以。”2017年,汪峰在《演说家》现场讲述这段往事时说,“我突然面临了一个几乎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抉择。”

当时唱片公司对乐队的管理体制,都是乐队整体和主唱或者核心分开签。从伦敦到纽约再到北京,无数摇滚乐队都曾面临类似的选择。有些人会选择与乐队一起坚守,有些人义无反顾地决定单飞。

考虑了两个月的时间,最终汪峰决定与华纳签约:“我必须需要有一个能让我的作品呈现更好的一个平台”。

多年以后回看,对汪峰个人而言,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。但在当年重义轻利的摇滚圈,选择单飞几乎等同于“背叛”,成为汪峰最早的“黑点”之一。

就连汪峰自己都对这件事情也有点阴影。在公开场合,他都说这是“无奈的市场选择”,可也曾私下对朋友坦言,自己当年这件事情做的“特孙子”。

鲍家街43号乐队吉他手龙隆 

汪峰与乐队的沟通也有问题。“他总是想当一个leader(领导者),但又不懂得如何跟乐队成员沟通,让人家理解他的想法,于是就只能用一些强迫的方式。我又不是你的雇佣乐手。”鼓手单晓帆对《南方周末》解释自己退队缘由。

多年后,龙隆补充了另一部分:鲍家街43号乐队当时本就已经处于解散边缘。他与汪峰的音乐理念分歧越来越大,自己迷上了更加自由的爵士,对有着固定范式的歌曲和演出都不再有兴趣。此外,他对汪峰的创作也“不敢苟同”:“我们到底是学院派,认为音乐是给有一定素养的人听的。我跟汪峰说过‘你有些歌,我听第一句,就知道最后一句该怎么唱’。”

汪峰的得意之作《晚安,北京》曾被乐队成员们集体鄙视。张有待回忆说:“乐队其他成员都瞧不上这首歌,都拒绝录。然后汪峰让我听,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特别好,就说服了他们乐队的其他人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是汪峰那样?现在想起来其实是我们的问题。”多年后,龙隆在纪录片《存在》中对当时乐队的状态反思了一下,然后半开玩笑说,“(解散时)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了。我们要知道自己有那么大商业价值的话,说不定可能还不分开呢(笑)”。

2000年,汪峰发行签约华纳后的首张专辑《花火》,封面上印着“汪峰与鲍家街”,却再无“43号”。

如今已经为数不多的鲍家街43号演出视频中,汪峰在唱完《晚安,北京》那句“晚安,所有孤独的人们”的时候,会对着台下的人说:“你们孤独吗?在这里不会的,永远不会的。”

只是自2000年以后,他们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救赎孤独的“这里”,没有了。

回忆虽好,但毕竟是短暂的。


他们给我一对翅膀/他们给我一个方向

他们说那就是幸福

于是我满怀希望/我朝那里甜蜜地飞翔

然后看到了真相

那里没有幸福/只有一堵大墙

——《小鸟》

不少曾经喜欢和怀念鲍家街43号的人,一直将乐队的死亡,归因于汪峰的背叛。他们的潜台词无外乎在说:艺术家只适合贫穷受苦。

但是,如果一个人不能生存,那么创作出的作品,对他个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?难道不是应该最好的艺术创作者得到最高的回报吗?

相比之下,汪峰对这些评论的回应,更简单直接:

“那个时候,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,什么都没有,所以会在作品中去嘲笑批判有钱人。有智慧的人和真正有思想的人,即使处在贫穷阶段,也不会特别浅薄地去批判一个表象的东西。

不能因为你没有车,你就批判所有开车的人都是狗屎。总有一天,当你生活好转了,你也会开车,之前的话也就是说说而已。”

单飞之后,汪峰没有暴富,专辑《花火》赢得业内口碑却销量平平。为了符合公司设计的形象,他剪去了长发,穿上了皮裤,在腰间拴上一条粗大的铁链——汪峰一开始十分不自在,常常忍不住要用手去遮挡这条链子。

2004年,汪峰签约华纳第4年,出道第10年。他找到单晓帆参与自己的新专辑《笑着哭》的录制,初录地点就在单晓帆租来的民宅里。一开始,汪峰在客厅里唱,单晓帆嫌他扰民,让他去厕所里唱。汪峰就在厕所里录完了《飞得更高》。

“第一次听到《飞得更高》的时候,我们就听到了钱的声音。”汪峰的前经纪人姜南洋对《全球商业经典》回忆说,当时整个国家沉浸于在大国崛起的亢奋之中,他们隐约地感觉到一个摇滚歌手制造出了一种“社会需要,但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的东西”。

在所有国人的注视下,《飞得更高》在2005年被选为“神舟六号”一飞冲天时的背景音乐。不久,又被“中国移动”作为广告曲在《新闻联播》结束后播放。

汪峰火了。贴上励志标签的他,彻底与过去说再见,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有消费能力的市场。

“在这个行业里,很多流行歌手都做不到把自己当做商品去自我要求,但汪峰的转变非常顺利。”在《全球商业经典》的报道中,前华纳音乐中国区市场总监李志明留下了这句复杂难明的评价,“但我已经从一个听音乐的人转变为一个卖音乐的人,因此反而很能理解他的这种变通。”

对汪峰个人来说,《飞得更高》《怒放的生命》《我爱你中国》……让他站成了中国摇滚的半壁江山——在许巍、郑钧、黑豹、唐朝纷纷隐退,万青、痛仰还在地下苦苦挣扎的那些年里,这个被群嘲的说法其实非常接近事实。

而鲍家街43号解散后,其他成员也并未“穷困潦倒”,倒是各自有各自发展出广阔一片天。

汪峰找单晓帆做专辑时,他已经是译乐队中的一员,成员包括前面孔乐队主音吉他手邓讴歌、国内著名贝斯手陈劲,以及窦唯。如今,单晓帆是知名DJ,滚圈大前辈。

单晓帆/邓讴歌

键盘手杜咏彻底离开了这个圈子,成为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名老师,现在是著名作曲家、副教授,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。

龙隆是相对最活跃的一个。鲍家街43号解散后,他成为独立音乐制作人,给李少红、黄军等导演制作电影配乐,参与制作周迅、王菲、叶蓓、老狼、窦唯等的专辑与单曲,还担任过超级女声、超级男声等选秀节目的评委、顾问。

2016年,在《我是歌手4》的舞台上,龙隆与汪峰一起作为老狼的帮唱嘉宾合唱《礼物》。谢幕时,两个男人紧紧相拥。

前尘往事,外人看来是你死我活,对当事者而言,也许不过是一顿大酒。

多年之后,这一夜在“乐夏”舞台上光芒四射、深情款款的乐队,是否会重复那些分分合合的故事?无法预料,也并不重要。唯有音乐,会越过所有的悲欢,留在人们记忆深处。

晚安,北京。

资料参考:

纪录片《存在》

《鲍家街43号解散的另一半真相》

《汪峰:精心怒放》作者:季艺

《汪峰从鲍家街43号到鸟巢》作者:冯翔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Figure(ID:FigureVideo),作者:鲜于,编辑:许静